脑血管重建技术的迭代伴随“复杂颅内动脉瘤”概念的变迁，脑血管重建技术逐步改变动脉瘤的治疗策略。本文重点阐述颅内动脉瘤的治疗原则和常用显微外科技术、复杂颅内动脉瘤的概念变迁和治疗难点、脑血管重建术的发展趋势及其在复杂颅内动脉瘤治疗中的应用及展望等，旨在促进脑血管重建术在颅内动脉瘤治疗中的高质量应用。
脑血管重建术正在不断更新迭代，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定量调节桥血管血流量的方法，如何重建直径 < 0.5 mm的动脉穿支等问题。本文回顾血管重建术的诞生和脑血管重建术的发展历程，重点关注脑血管重建术的基本原理和创新技术、脑血管重建术在复杂颅内动脉瘤治疗中的应用及疗效、脑血管重建术迭代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旨在促进脑血管重建术的迭代及其在复杂颅内动脉瘤治疗中的应用。
颅内-颅内血管搭桥术是治疗复杂颅内动脉瘤的重要方法，根治动脉瘤的同时确保桥血管供血区灌注。为保证桥血管通畅和术后神经功能恢复，需综合动脉瘤、供体和受体动脉特征，采取合适的手术策略和搭桥方式。近年随着颅内-颅内血管搭桥术的发展，增加了新的供体和受体动脉、吻合方式、移植血管和辅助技术供神经外科医师选择。本文旨在回顾颅内-颅内血管搭桥术治疗复杂颅内动脉瘤的技术特点和手术策略，并对新发展的技术进行总结，以期促进颅内-颅内血管搭桥术的临床应用。
脑血管搭桥术是复杂颅内动脉瘤的主要治疗方法，经过近60年的探索，其应用范围已覆盖颅内全区域。随着可解脱弹簧圈的问世及相关辅助技术的成熟应用，血管内治疗因其微侵袭和快速的特点在常规动脉瘤的治疗中备受青睐，血流导向装置的引入更是开启动脉瘤治疗的新时代。本文回顾脑血管搭桥术治疗动脉瘤的历史和发展，阐述血流导向装置的应用和推广，进而讨论在血流导向时代血管内治疗的局限性以及颅内全域脑血管搭桥术的应用和展望，以重申颅内全域脑血管搭桥术的应用价值。
目的: 探讨颅内-颅内血管搭桥术治疗基底动脉复杂动脉瘤的术式和适应证。方法与结果: 回顾2017年4月至2023年4月在天津市环湖医院行颅内-颅内血管搭桥术的6例基底动脉复杂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3例为椎基底动脉延长扩张型动脉瘤，1例为基底动脉上段动脉瘤合并近端基底动脉重度狭窄，2例为基底动脉巨大型夹层动脉瘤；5例为破裂动脉瘤，Hunt-Hess分级Ⅴ级1例、Ⅳ级1例、Ⅲ级2例、Ⅱ级1例；1例为未破裂动脉瘤。6例患者均采用颅内-颅内血管搭桥术，主要包括颈内动脉岩骨段-桡动脉-大脑后动脉搭桥术联合动脉瘤夹闭术（1例）、椎动脉V3段-桡动脉-大脑后动脉搭桥术联合动脉瘤孤立术（4例）、大脑中动脉M2段-桡动脉-大脑后动脉P2段搭桥术联合动脉瘤孤立术（1例），均顺利完成手术。术后即刻复查影像学提示桥血管通畅，动脉瘤不显影，基底动脉上段显影良好。4例预后较好，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为0~3分；1例术前即为重症蛛网膜下腔出血（Hunt-Hess分级Ⅳ级），虽手术顺利，动脉瘤得以控制，但预后欠佳（mRS评分4分）；1例基底动脉干巨大型动脉瘤患者，术前存在蛛网膜下腔出血（Hunt-Hess分级Ⅴ级），虽手术顺利重建后循环并处理动脉瘤，仍于术后1周死亡。结论: 对于无法使用常规手段治疗的基底动脉复杂动脉瘤，颅内-颅内血管搭桥术能够为其提供较好的选择，临床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术式。
研究背景: 复杂颅内动脉瘤是最难治疗的脑血管病之一，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脑血管病外科医师也面临巨大挑战。嵌入桥接式颅内-颅内血管搭桥术具有独特的手术适应证和技术要点，但目前国内外文献缺乏报道。方法: 纳入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2015年1月至2023年12月采用嵌入桥接式颅内-颅内血管搭桥术治疗的6例复杂颅内动脉瘤患者，采用脑血管造影评估术后桥血管通畅情况和动脉瘤显影情况，采用改良Rankin量表（mRS）评估神经功能预后，记录病程中有无脑梗死、颅内出血、头皮不愈合、前臂神经功能障碍等手术相关并发症。结果: 6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桥血管采用颞浅动脉者5例，桡动脉者1例；2例桥血管嵌入载瘤动脉近端与远端之间，2例桥血管桥接于远端供体动脉与受体动脉之间，1例以“Y”形再造分叉，1例近端再接于供体动脉，远端与分支端端吻合。术后复查脑血管造影显示动脉瘤均消失，桥血管均通畅；术后平均随访23.67个月，未见动脉瘤复发和桥血管闭塞，末次随访时平均mRS评分为0.33分。术后未发生手术相关并发症。结论: 嵌入桥接式颅内-颅内血管搭桥术是治疗复杂颅内动脉瘤的有效方法，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丰富的变型式和广泛的适应证等技术优势，可以为脑血管病外科医师提供更丰富、安全、有效的个体化治疗策略。
目的: 探讨颅内-颅内血管搭桥侧侧吻合术治疗复杂颅内动脉瘤的长期疗效。方法: 纳入2015年1月至2023年12月由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同一术者实施颅内-颅内血管搭桥侧侧吻合术的5例复杂颅内动脉瘤患者，2例累及大脑前动脉A2段，3例累及大脑中动脉M2段。术中采用吲哚菁绿荧光血管造影术（ICGA）、术后采用CTA或DSA评估动脉瘤闭塞和血流重建情况；术后1周、3个月和末次随访时采用改良Rankin量表（mRS）评估神经功能预后；术后第1天、1周和3个月行头部CT和（或）MRI检查，评估是否发生出血性或缺血性并发症。结果: 本组5例复杂颅内动脉瘤均孤立确切，2例行A3-A3侧侧吻合术；3例行M2-M2侧侧吻合术，其中1例在M2-M2侧侧吻合术基础上获取桡动脉（RA）作为桥血管，联合M1-RA-M2嵌入桥接式血管搭桥术。术中经ICGA证实，5例侧侧吻合口和1例M1-RA-M2桥血管均通畅。术后随访时间为23（14，71）个月，5例术后1周和术后3个月CTA或DSA检查、3例术后9~12个月DSA检查均未见动脉瘤显影，5例侧侧吻合口和1例M1-RA-M2桥血管均通畅。术后1周mRS评分较术前升高0~3分（1例手术前后均为4分、1例增加2分、1例增加3分），2例未破裂患者术后1周mRS评分无变化（均为1分）；术后3个月mRS评分均下降（0分2例、2分1例、3分2例）；末次随访时1例失访，余4例mRS评分进一步下降（0分2例、1分1例、2分1例）。术后无脑出血或脑缺血事件发生。结论: 颅内-颅内血管搭桥侧侧吻合术的短期和长期通畅性良好，长期疗效稳定，是复杂颅内动脉瘤手术治疗的可靠技术。
目的: 探讨颅内-颅内血管搭桥术治疗复杂颅内动脉瘤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与结果: 纳入2015年1月至2023年1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行颅内-颅内血管搭桥术的32例复杂颅内动脉瘤患者，手术方式为脑血管原位重建、再移植、再吻合及短距桥接，其中大脑中动脉动脉瘤（16例）原位重建5例，再移植1例，再吻合3例，短距桥接7例；大脑前动脉动脉瘤（8例）原位重建5例，再移植3例；前交通动脉动脉瘤（2例）均为原位重建；后循环动脉瘤（6例）原位重建3例，再吻合2例，短距桥接1例。术中桥血管通畅率达100%，无桥血管闭塞患者。参与术后6个月以上影像学随访的23例患者影像学均未见明显复发；参与改良Rankin量表随访的28例患者中5分1例，3分5例，2分2例，1分1例，0分19例。术后出现出血性并发症3例（9.37%），缺血性并发症10例（31.25%），无患者接受非计划二次手术治疗并发症。结论: 颅内-颅内血管搭桥术治疗复杂颅内动脉瘤疗效及安全性较好，在复杂颅内动脉瘤的显微外科治疗中具有独特优势。
目的: 探讨颅内-颅内血管搭桥术治疗复杂颅内动脉瘤的疗效。方法: 纳入2014年2月至2020年5月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行颅内-颅内血管搭桥术的9例复杂颅内动脉瘤患者，采用桥血管移植搭桥或传出动脉（受体动脉）再植术。术后行CTA或DSA检查桥血管通畅情况、动脉瘤夹闭或切除情况、随访期间检查动脉瘤新发情况；并于出院时及随访期间采用改良Rankin量表（mRS）评估神经功能预后。结果: 采用桡动脉（RA）或大隐静脉（GSV）移植桥血管4例，传出动脉（受体动脉）再植术5例，分别为大脑中动脉M2-RA-M2搭桥术1例、大脑前动脉A3-GSV-A3搭桥术1例、大脑后动脉P2-RA-P2搭桥术1例、颈内动脉（ICA）海绵窦段-GSV-ICA搭桥术1例、大脑中动脉M2下干-M2上干搭桥术1例、大脑前动脉A3-对侧A3搭桥术2例、小脑后下动脉-小脑前下动脉搭桥术2例。术后3 d复查CTA均显示桥血管通畅，未见动脉瘤显影；出院后3个月2例失访，余7例复查CTA或DSA均显示桥血管通畅，无动脉瘤新发；此7例患者长期随访，随访时间30.71个月，mRS评分均≤ 1分。结论: 颅内-颅内血管搭桥术适用于常规手术难以处理的复杂颅内动脉瘤等疾病，具有所需桥血管短、更符合生理状态血流动力学等优势。
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人群最常见的痴呆类型。载脂蛋白E ε4（ApoE ε4）基因是散发性阿尔茨海默病最主要的遗传风险因素，与其核心生物学标志物β-淀粉样蛋白（Aβ）和tau蛋白病理变化密切相关，是最具潜力的遗传生物学标志物。外周血ApoE ε4基因检测在阿尔茨海默病风险预测和病情评估中起重要作用，但临床实践中存在对ApoE ε4基因检测认识不充分、重视程度不够等问题。特别是随着靶向Aβ的高质量临床药物试验的开展或临床药物治疗时代的到来，ApoE ε4基因检测的重要性日益突显。迄今国内尚缺乏ApoE ε4检测在阿尔茨海默病中规范应用的指南或共识。本文总结国内外ApoE ε4检测在阿尔茨海默病中的应用证据，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共识，旨在充分认识ApoE ε4检测在阿尔茨海默病中的临床价值并合理应用，提高疾病诊断与治疗水平，指引进一步的高质量临床研究。
目的: 基于影像组学筛查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选择2017年1月至2020年12月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诊断与治疗的48例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患者，测量平均动脉压，行头部MRI检查构建神经血管压迫模型。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查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相关危险因素，根据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其预测效能。结果: 共48例患者平均动脉压为56.89~120.44 mm Hg，平均为（94.32 ± 11.34）mm Hg；42例（87.50%）病灶位于单侧、6例（12.50%）病灶位于双侧，计54例次神经血管压迫模型。根据是否引发三叉神经痛分为患侧组（40例次）和健侧组（14例次），患侧组神经血管压迫面积（Z=-2.823，P=0.005）和神经血管压力（Z=-0.365，P=0.006）均大于健侧组。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神经血管压力大是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危险因素（OR=1.001，95%CI：1.0003~1.0022；P=0.011）。ROC曲线显示，神经血管压迫面积预测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曲线下面积为0.747（95%CI：0.605~0.890，P=0.006），灵敏度为42.50%、特异度为100%，截断值为25.34 mm2；神经血管压力的曲线下面积为0.755（95%CI：0.616~0.895，P=0.005），灵敏度为67.50%、特异度为78.60%，截断值为1672.99 mm Hg·mm2；且二者预测效能相当（Z=-0.250，P=0.805）。结论: 神经血管压迫面积和神经血管压力对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具有重要诊断价值。
目的: 总结IQSEC2基因变异致非典型Rett综合征合并发育性癫痫性脑病的临床及遗传学特点。方法与结果: 安徽省儿童医院2020年5月至2022年4月诊断与治疗4例IQSEC2基因变异致非典型Rett综合征合并发育性癫痫性脑病患儿，男性2例，女性2例且为同卵双生子；发病前均有全面性发育迟缓，2岁时逐渐出现频繁拍手、咬手、睡眠紊乱（睡眠增多或难以入睡）、磨牙等非典型Rett综合征表现，后逐渐出现发育倒退及癫痫发作，癫痫发作首发年龄为2岁2个月至2岁10个月，均以全面性强直-阵挛发作发病，病程2~11个月时出现痉挛发作，3例（例2、例3、例4）伴局灶性发作。4例视频脑电图背景均为4~6 Hz θ波，发作间期为广泛性多灶性尖慢复合波。3例（例2、例3、例4）头部MRI可见异常征象，以脑沟增深为主。全外显子组测序提示IQSEC2基因致病性变异和可能致病性变异，2例（例1、例2）为IQSEC2基因c.608dup（p.Gln204Profs*35）移码突变，2例（例3、例4）为IQSEC2基因c.2231C > A（p.Ser744Ter）和c.2521C > T（p.Gln841Ter）无义突变，4例突变位点国内外均未见报道。4例均接受多种抗癫痫发作药物治疗。末次随访年龄4岁3个月至6岁3个月，均无法独行，无主动语言，例1患儿3年无癫痫发作，例2、例4偶有发作，例3至今仍发作频繁。结论: IQSEC2基因变异可表现为非典型Rett综合征，伴难治性痉挛发作，男女均有严重表型，同一突变位点临床表型严重程度不一。本研究丰富了IQSEC2基因变异谱和临床表型谱，扩展了Rett综合征及发育性癫痫性脑病的遗传谱，为疾病的临床诊疗及后续研究提供了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