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日益加剧使中枢神经系统抗感染治疗面临严峻挑战。血脑屏障和血-脑脊液屏障的存在限制了多数抗菌药物的脑脊液穿透性，而传统经验性治疗模式难以应对日趋复杂的耐药机制。本文拟从快速诊断、耐药机制指导的靶向治疗、新型抗菌药物临床证据及药代动力学/药效学导向的个体化治疗等方面系统综述中枢神经系统耐药菌感染领域的最新进展。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病死率和病残率较高。神经外科中心规模的扩张、手术量的增加、人工材料和植入物的应用使医院内感染与医原性感染并存，病原谱由革兰阳性球菌为主转向多重耐药革兰阴性杆菌逐渐增多，传统经验性抗菌药物方案的覆盖窗口被压缩。脑脊液细菌培养在经验性抗菌药物治疗后阳性率较低；脑脊液肝素结合蛋白、降钙素原、乳酸及宏基因组学第二代测序正成为术后早期分层鉴别的关键方法。脑室内或鞘内注射与新一代抗菌药物（头孢地尔、康替唑胺等）的临床定位日益清晰；长程外引流和持续腰大池引流作为难治性脑室炎和术后复杂感染的治疗方法，有望进行多中心前瞻性研究。未来核心问题是抗菌药物耐药的常态化管理、多指标组合的综合诊断与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前瞻性多中心登记。
颅内感染是导致继发感染后脑积水的重要病因，其病理过程复杂，涉及炎症反应、脑脊液循环动力学改变以及脑实质损伤等，严重影响患者预后。本文旨在系统阐述颅内感染与感染后脑积水的流行病学特征、病理生理学机制、诊断评估以及当前治疗策略与干预手段，以期为优化临床诊断与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目的: 探讨颞角-腹部皮下隧道外引流术治疗感染性孤立颞角疗效。方法: 收集2022年8月至2024年8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行颞角-腹部皮下隧道外引流术的26例感染性孤立颞角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资料，比较手术前后颞角最大截面积缩小率、颞角体积以及临床症状改善情况。结果: 共26例患者中21例直接行颞角-腹部皮下隧道外引流术；5例因颞角积脓先行颞角外引流术，待无脓液引出且复查脑脊液细菌培养阴性后再行颞角-腹部皮下隧道外引流术。12例行单纯颞角外引流术，12例行颞角外引流术合并侧脑室外引流术，2例行颞角外引流术合并孤立性第四脑室外引流术；1例因颞角持续未引出脑脊液拔除引流管，2例死亡，23例行二期改良脑室-腹腔分流术。术后3个月随访时，颞角最大截面积缩小率≥ 50%占比达88.46%（23/26），颞角体积较术前缩小（Z =-5.626，P = 0.000）；头痛（χ2 = 17.053，P = 0.000）、脑疝（χ2 = 6.125，P = 0.008）、意识障碍（χ2 = 7.111，P = 0.004）、肌张力增高（χ2 = 5.143，P = 0.016）、血压升高（χ2 = 16.056，P = 0.000）、心动过速（χ2 = 21.043，P = 0.000）等颅内高压和神经系统症状均较术前缓解。结论: 颞角-腹部皮下隧道外引流术治疗感染性孤立颞角，可在有效抗感染和净化脑脊液的同时，持续缓解颅内高压，为二期脑室-腹腔分流术创造安全条件，有助于提高分流手术成功率并缩短整体治疗周期。
目的: 探讨脑脊液宏基因组学第二代测序在感染后脑积水脑室-腹腔分流术时机选择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分析2021年1月至2025年12月天津医科大学附属环湖医院15例感染后脑积水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前根据脑脊液宏基因组学第二代测序结果明确手术时机，分别于术前、出院时及术后3个月评估神经功能预后[改良Rankin量表（mRS）]、意识状态[Glasgow昏迷量表（GCS）]和手术安全性。结果: 脑脊液宏基因组学第二代测序病原体阳性检出率为15/15，常规脑脊液培养阳性检出率为11/15，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 2.250，P = 0.125）；脑脊液宏基因组学第二代测序与常规脑脊液培养感染类型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 = 6.250，P = 0.018）。分流手术前所有患者脑脊液白细胞计数（Z = 3.242，P = 0.001）、蛋白定量（t = 2.750，P = 0.015）和乳酸（Z = 3.417，P = 0.000）均高于正常参考值，但宏基因组学第二代测序结果呈阴性，提示脑脊液已达无菌状态；感染临床治愈至分流手术中位时间为12（6，20）d，术后无再感染病例。术前、出院时及术后3个月mRS（χ2 = 27.111，P = 0.000）和GCS（χ2 = 19.143，P = 0.000）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mRS评分低于术前（Z = 4.930，P = 0.000）和出院时（Z = 2.739，P = 0.019），GCS评分高于术前（Z =-3.925，P = 0.000）。结论: 依据脑脊液宏基因组学第二代测序阴性结果选择实施脑室-腹腔分流术时机安全可行，可有效缩短术前等待时间、降低感染复发风险、改善患者预后，为感染后脑积水分流时机决策提供新的参考依据。
目的: 探讨生理盐水冲洗手术通道和术中细菌学检验对预防与治疗经鼻内镜颅底手术后颅内感染的可行性和临床意义。方法: 分析2018年9月至2024年12月在天津市环湖医院行经鼻内镜颅底手术的307例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手术通道消毒方法分为碘伏组（171例）和生理盐水组（136例），生理盐水组80例患者于术中进行细菌学检验，并记录手术通道细菌培养结果和术后颅内感染发生率。结果: 碘伏组和生理盐水组术后颅内感染发生率分别为3.51%（6/171）和1.47%（2/136），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P = 0.308）。生理盐水组80例行细菌学检验患者中，术前鼻腔冲洗前和冲洗后定植菌培养阳性率为61.25%（49/80）和51.25%（41/80），以表皮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和草绿色链球菌为主；术中开放蝶窦后定植菌培养阳性率为36.25%（29/80），以肺炎克雷伯菌、表皮葡萄球菌和草绿色链球菌常见，另有4种细菌（产酸克雷伯菌、毗邻颗粒链球菌、屎肠球菌和阴沟肠杆菌）鼻腔未见；术后颅内感染发生率为1.25%（1/80），脑脊液细菌学检验结果与术前鼻腔定植菌培养一致。结论: 经鼻内镜颅底手术后颅内感染的病原菌来源于鼻腔定植菌，生理盐水冲洗手术通道可降低术后颅内感染发生率，术中细菌学检验有助于指导术后治疗。
目的: 对比鞘内注射多黏菌素B治疗碳青霉烯类耐药鲍曼不动杆菌（CRAB）与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CRKP）致颅内感染的临床特征，筛选继发多房性脑积水的危险因素并评价相关指标的预测效能。方法: 纳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27例接受规范鞘内注射多黏菌素B治疗的碳青霉烯类耐药菌颅内感染患者，按照致病菌分为CRAB组（13例）或CRKP组（14例）；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查多房性脑积水形成的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相关指标的预测效能。结果: 两组患者除外性别差异（P = 0.006），其余临床资料、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新发颅内出血（OR = 8.190，95%CI：1.269 ~ 52.862；P = 0.027）、引流管不畅（OR = 12.190，95%CI：1.045 ~ 142.156；P = 0.046）是多房性脑积水形成的危险因素。ROC曲线显示，新发颅内出血预测多房性脑积水的曲线下面积为0.775（95%CI：0.583 ~ 0.967，P = 0.005），灵敏度75%、特异度72.70%，最佳截断值0.500；引流管不畅预测多房性脑积水的曲线下面积为0.763（95%CI：0.574 ~ 0.951，P = 0.006），灵敏度62.50%、特异度90.90%，最佳截断值0.500；二者联合预测概率模型曲线下面积为0.841（95%CI：0.678 ~ 1.004，P = 0.000），灵敏度87.50%、特异度72.70%，最佳截断值0.418；联合模型预测效能与单项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结论: 在统一鞘内注射多黏菌素B治疗方案下，碳青霉烯类耐药鲍曼不动杆菌与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颅内感染患者短期炎症控制效果、并发症发生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新发颅内出血、引流管不畅是多房性脑积水形成的危险因素，二者联合预测模型可提升早期风险识别能力，更适合临床用于高危人群筛查及个体化干预。
目的: 筛查儿童脑室外引流术和Ommaya囊置入术后颅内感染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分析2021年12月至2026年1月在福建省儿童医院行脑室外引流术或Ommaya囊置入术的170例患儿临床资料，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查术后颅内感染危险因素。结果: 术后颅内感染发生率为17.65%（30/170），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 < 3岁（OR = 4.445，95%CI：1.747 ~ 11.309；P = 0.002）、术前白蛋白（OR = 0.934，95%CI：0.884 ~ 0.988；P = 0.017）和血红蛋白（OR = 0.965，95%CI：0.941 ~ 0.990；P = 0.006）水平降低以及术后脑脊液漏（OR = 4.802，95%CI：1.704 ~ 13.529；P = 0.003）是术后发生颅内感染的危险因素。结论: 低龄（< 3岁）、术前白蛋白和血红蛋白水平降低以及术后脑脊液漏是儿童脑室外引流术和Ommaya囊置入术后颅内感染的危险因素，应针对上述危险因素强化围手术期感染防控措施。
目的: 回顾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以Balint综合征为首发表现的Heidenhain变异型散发型克-雅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总结疾病的临床特征。方法与结果: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于2023年8月19日收治1例81岁男性患者，临床表现为行走不稳、同时性失认、视觉性共济失调和眼动性失用，随后病情快速进展，出现痴呆、小脑受累和肌阵挛；脑脊液14-3-3γ蛋白阳性；头部MRI显示双侧顶枕颞叶皮质DWI高信号，呈“花边征”；脑电图呈现以额颞区为主的较多中高波幅慢波，最终诊断为以Balint综合征为首发表现的Heidenhain变异型散发型克-雅病。予以改善认知功能、控制肌阵挛等治疗，疗效欠佳。出院20 d后出现无动性缄默和呼吸困难，最终因呼吸衰竭死亡。结论: Balint综合征是散发型克-雅病的罕见表现，应注意早期识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可能诱发或加速散发型克-雅病进展。
研究背景: 前期研究虽确立65 ml作为前循环轻型缺血性卒中患者药物治疗预后的阈值，但其在血管内治疗（EVT）和后循环缺血性卒中患者中是否适用仍存质疑。本研究依托国际卒中灌注注册研究（INSPIRE）的更新扩展队列，纳入血管内治疗和后循环大动脉闭塞性卒中患者，重新校准预测早期神经功能恶化和远期预后不良的CT灌注成像（CTP）脑低灌注区体积最佳截断值，并探讨脑灌注高负荷患者血管内治疗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方法: 纳入INSPIRE研究更新扩展队列193例轻型大动脉闭塞性卒中患者，涵盖血管内治疗患者72例（37.31%）和后循环大动脉闭塞性卒中患者41例（21.24%），均行CTP检查，予以药物治疗或血管内治疗，以早期神经功能恶化和发病90 d重残或死亡[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5 ~ 6分]为临床结局，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查临床结局的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预测早期神经功能恶化和远期预后不良的CTP脑低灌注区体积最佳截断值，在模型中引入“脑低灌注区体积×治疗方式（药物治疗或血管内治疗）”的交互项，检验治疗方式对不同脑灌注负荷患者预后的影响差异。结果: 早期神经功能恶化发生率为14.51%（28/193），发病90 d重残或死亡发生率为10.38%（19/183）。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入院时脑低灌注区体积较大是早期神经功能恶化的危险因素（OR = 1.010，95%CI：1.000 ~ 1.020；P = 0.010），脑低灌注区体积≥ 75 ml是早期神经功能恶化（OR = 4.890，95%CI：1.890 ~ 12.610；P = 0.000）以及发病90 d重残或死亡（OR = 7.740，95%CI：2.290 ~ 26.200；P = 0.000）的共同危险因素。ROC曲线显示，入院时脑低灌注区体积预测早期神经功能恶化及发病90 d重残或死亡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1（95%CI：0.610 ~ 0.820，P = 0.000）和0.72（95%CI：0.600 ~ 0.850，P = 0.000），最佳截断值均为75 ml。以75 ml为阈值分为低负荷组（< 75 ml，122例）和高负荷组（≥ 75 ml，71例），高负荷组早期神经功能恶化风险是低负荷组的4.89倍[28.17%（20/71）对6.56%（8/122），P = 0.000]，发病90 d重残或死亡风险是低负荷组的7.74倍[22.54%（16/71）对2.46%（3/122），P = 0.000]；两组症状性颅内出血风险相当（P = 0.062）。进一步将低负荷组和高负荷组分为药物组和EVT组2个亚组，无论是脑灌注低负荷还是脑灌注高负荷，药物组与EVT组患者早期神经功能恶化发生率、发病90 d神经功能预后良好（mRS评分0 ~ 2分）率和症状性颅内出血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在引入血管内治疗和后循环大动脉闭塞性卒中的广义队列中，入院时脑低灌注区体积仍是早期神经功能恶化和远期预后不良（发病90 d重残或死亡）的最强独立预测因素，最佳截断值修正为75 ml；对于脑灌注高负荷（≥ 75 ml）患者，积极行血管内治疗可能面临“获益缺失、风险增加”的困境。临床决策不应仅依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评分，还应结合CTP脑低灌注区体积进行精细化分层，警惕对高风险患者的过度干预。
目的: 探讨强化降压对急性重症缺血性卒中患者血管再通治疗预后的影响。方法: 选择2024年3月至2025年5月在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诊断与治疗的128例急性重症缺血性卒中患者，血管再通治疗后随机予以强化降压（收缩压120 ~ 139 mm Hg，63例）和常规降压（收缩压140 ~ 180 mm Hg，65例），分别于治疗前及降压治疗后1、7和30 d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估神经功能缺损程度，降压治疗后90 d采用改良Rankin量表（mRS）评估神经功能预后，并记录降压治疗后14 d内不良事件发生率和降压治疗后90 d病死率。结果: 强化降压组较常规降压组NIHSS评分降低（F = 10.924，P = 0.001）；两组降压治疗前后NIHSS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 4945.477，P = 0.000），强化降压组和常规降压组治疗后1 d（t = 9.115，P = 0.000；t = 6.984，P = 0.000）、7 d（t = 13.012，P = 0.000；t = 11.855，P = 0.000）和30 d（t = 22.906，P = 0.000；t = 22.720，P = 0.000）NIHSS评分均低于治疗前，治疗后7 d（t = 3.577，P = 0.000；t = 3.413，P = 0.001）和30 d（t = 18.149，P = 0.000；t = 14.893，P = 0.000）均低于治疗后1 d，治疗后30 d亦低于治疗后7 d（t = 14.700，P = 0.000；t = 14.338，P = 0.000）。强化降压组预后良好（mRS评分0 ~ 2分）率高于常规降压组[50.79%（32/63）对32.31%（21/65）；χ2 = 4.506，P = 0.034]，两组患者降压治疗14 d内不良事件发生率和降压治疗后90 d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结论: 急性重症缺血性卒中患者血管再通治疗后控制收缩压于120 ~ 139 mm Hg，神经功能恢复和预后更佳，且强化降压治疗后不良事件发生率和病死率与常规降压相当。
目的: 探讨颅内动脉瘤的形态学特征和外周血炎性标志物与动脉瘤破裂风险的关联性。方法: 选择2022年1月至2025年1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的428例颅内动脉瘤患者，通过影像学检查明确动脉瘤的形态学特征、实验室检查测定炎性标志物，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查颅内动脉瘤破裂的影响因素。结果: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吸烟（OR=5.115, 95%CI: 1.542~16.969; P=0.008)和全身免疫炎症指数升高（OR=1.002, 95%CI: 1.001~1.003; P=0.000）是颅内动脉瘤破裂的危险因素；年龄增大（OR=0.950, 95%CI: 0.906~0.997; P=0.038）、中性粒细胞计数增加（OR=0.656, 95%CI: 0.480~0.896;P=0.008)和血小板/中性粒细胞比值升高（OR=0.855, 95%CI: 0.805~0.909;P=0.000)是动脉瘤未破裂的保护因素。结论: 吸烟和全身免疫炎症指数升高是颅内动脉瘤破裂的危险因素，年龄增大、中性粒细胞计数增加和血小板/中性粒细胞比值升高是动脉瘤未破裂的保护因素，结合临床特征与外周血炎症指标有望为颅内动脉瘤破裂风险预警提供参考。
目的: 采用孟德尔随机化(MR)分析探讨肠道菌群与帕金森病的因果关系。方法: 纳入MiBioGen联盟的肠道菌群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数据(来自11个国家的24个队列共计18340例受试者)以及IEU Open GWAS数据库的帕金森病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数据(包含33674例原发性帕金森病患者和449056例正常对照者计17891936个单核苷酸多态性)，根据预设阈值(F > 10的单核苷酸多态性)提取与肠道菌群显著相关的独立遗传变异位点作为工具变量；采用逆方差加权法等检验肠道菌群与帕金森病的因果关系；针对工具变量，留一法行敏感性分析，Cochran Q检验行异质性检验，MR-Egger回归行水平多效性检验，以验证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MR-多效性残差与离群值检验(PRESSO)全局分析对离群值进行检验；通过绘制漏斗图判断数据是否存在潜在偏倚。结果: 以肠道菌群“属”水平作为暴露因素、帕金森病作为结局因素，经孟德尔随机化分析获得2种“属”水平的肠道菌群与帕金森病存在因果关系。发酵性厌氧梭菌属OR=1.192, 95%CI: 1.041~1.366;P=0.011和难辨梭竣菌属OR=1.356, 95%CI: 1.089~1.690;P=0.007是帕金森病风险增加的危险因素。敏感性分析提示结果稳定，异质性检验提示不存在对结果有强影响的工具变量(均P > 0.05)，水平多效性检验显示不存在水平多效性(均P > 0.05)，MR-PRESSO全局分析显示不存在离群值(均P > 0.05)，漏斗图显示不存在潜在偏倚，可排除异质性和水平多效性对因果效应的影响。结论: 肠道菌群中发酵性厌氧梭菌属和难辨梭竣菌属是帕金森病的危险因素，其具体作用机制尚待进一步探究。
构音障碍是脑卒中后常见的运动性语言障碍，给患者预后和生活质量带来严重不良影响。目前对脑卒中后构音障碍的研究和理解不够深入，其带来的诸多不良影响也未得到重视。随着脑卒中患者功能恢复和长期生活质量改善需求的增加，构音障碍的科学评估与康复治疗逐渐成为神经康复领域的重要关注方向。本文系统综述脑卒中后构音障碍的病理生理学机制、临床分类、评估方法和康复治疗进展，主要存在评估方法主观性强、治疗方案缺乏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支持及个体化不足等问题，并在梳理现状的基础上探讨未来发展客观评估方法和精准治疗方案的可能方向，为提高脑卒中后构音障碍的康复效果提供新的思路。
